1958年，全国上下开始了“大跃进”，“浮夸”成风。河北省徐水县曾因最早办人民公社而闻名全国。9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徐水人民公社颂》的文章，文中的五个标题分别为：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；一棵白菜五百斤；小麦亩产十二万斤；皮棉亩产五千斤；全县粮食亩产两千斤。在今天看来，这些报道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但当年却白纸黑字地登在了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“大跃进”放卫星的海报
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看了这篇文章后，带着党校新疆班的学员前往徐水县参观。杨献珍是个较真的人，他不相信那些报上的“天文”数字，便对当地的干部说：“跟你们订几棵500斤一棵的大白菜，到时候我们派汽车来拉，汽车拉不了，可以用火车运，一个车皮装一棵。”
当地的干部明白杨献珍这是要戳穿他们弄虚作假的把戏，只好含糊其词打哈哈：“杨老要白菜，到时候给您送去，用不着订购啦！”
1959年1月，杨献珍带着几位同志到河南，看望下放在那里的中央党校的干部。据报纸报道，当时的河南省样样工作都是好得不得了，玉米卫星、钢铁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，好不热闹。河南省还号称千斤省，即全省平均亩产小麦1000斤。
杨献珍到河南后，很快了解到了一些下面真实的情况，比如密县人民群众粮食不够吃，营养不足，普遍得了浮肿病，还饿死了人，他感到十分震惊。
杨献珍
当时河南省刚刚开过党代会，省委把大会材料送了一套给杨献珍，其中就有一份某县县委书记的发言记录，记录中写道：“不虚报，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；不虚报，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；不虚报，就于群众脸上无光。”杨献珍看后非常惊讶：有人在党代会上公开鼓吹要搞弄虚作假，思想混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！
随着调查研究不断深入，杨献珍了解到了更多弄虚作假的情况，感觉问题确实很严重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在河南短短的一个月的日子里，真是让我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当然，这也深深地引起我的忧虑和思索。”
针对越刮越烈的“共产风”，杨献珍一针见血地公开指出：
“共产风”，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之风……这是毁灭文明，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。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“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，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”，这是什么共产主义？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，甚至比叫花子还穷，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棒嘛……还有人在那里宣传什么“破条件，创造规律”。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！已经“创造”出挨饿的“奇迹”来啦！不能再这样作孽了！
《杨献珍文集》
为了讽刺那些热衷于搞假共产主义和“造神运动”的人们，杨献珍用心良苦地讲了个民间故事：
从前有一个戏班子到农村去巡回演出，戏班子里有一个花旦，长得漂亮，戏也演得很好，村子里的一群戏迷都很崇拜她。演出结束后，戏班子都搬走了，但村子里的那些戏迷却就像丢了魂似的，对花旦恋恋不舍，心里一直不得安宁。
有一天，一个戏迷跑到戏台后面转悠，指望侥幸能够捡到花旦的一点什么东西，作个纪念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花旦丢下的一只便壶，便欣喜若狂地把这只便壶悄悄拿回家中藏了起来。
但此事后来被其他走火入魔的戏迷知道了，大家都来争抢这只便壶，搞得不可开交。最终戏迷们决议，这只便壶，谁也不能据为己有。为了使所有戏迷都能得到这只便壶，他们把便壶砸碎碾成粉末，投入井中，以便大家在饮水时，都能品尝到便壶的滋味。
杨献珍的话传出去以后，被康生抓住了把柄。当时彭德怀已经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批判，康生认为杨献珍对“大跃进”失误进行的揭露和批判，比彭德怀的《意见书》要露骨得多，他危言耸听地说：“庐山会议期间，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，相互配合向党进攻，杨献珍比彭德怀还要厉害十倍百倍，彭德怀的信并未发表，而杨献珍的言论到处传播，必须认真对待。”
康生
后来中央党校根据康生的“指示”，先后召开了32次党委会揭发批判杨献珍。批判多在夜间进行，杨献珍直到深夜两三点钟才能回家。1961年1月31日，杨献珍被降职为中央党校副校长、党委副书记。
直到1962年1月，杨献珍在“七千人大会”期间与毛泽东不期而遇，毛泽东对他说：“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到了批判，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。”
1962年6月，杨献珍所谓“右倾”的问题，经中央常委圈阅同意后，得到甄别平反。
晚年的杨献珍
赢翻网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